最近，一位中国战地女记者登上了热搜，她在巴以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赶到前线天的她从前线回撤，暂时休息一段时间。
陈慧慧在枪炮声不断的前线，始终神情自若、语调平稳地播报新闻，可她也表示，看似平静淡定的状态背后，是无法控制的恐惧：“每天在边界，最害怕的那个人是自己，有点风吹草动异响都非常警觉。”
20年前，26岁的周轶君作为全球唯一常驻加沙女记者，在战乱频发的加沙地带工作了两年，亲眼见证和记录了巴以冲突的残酷现场。
“几乎每一场战争都会有医院遇袭，这所医院我进出过多次，看见过孩子们的离去，大人们的葬礼。”
她平实记录下战争的残酷、人们的仇恨，以及中东地区生活在悲惨世界中的人。同时也写下自己对战争的反思。她是勇敢的，亦是珍贵的。
20世纪70年代，周轶君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康家庭。她大学来到北京，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，大学志愿里包含法语、德语、日语等8个语种，周轶君剑走偏锋，选择了阿拉伯语。
阿拉伯语作为小语种，学的人少，周轶君判断这门语言在她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会带来优势。
果不其然，毕业后周轶君凭借小语种专业任职于新华社，并在2002年主动争取去巴勒斯坦加沙常驻。加沙暴乱，领导们担心她作为一名女性记者，无法克服危险，她多次申请，提出了自己的优势：“长期的外派任务，女性的耐力会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。”
2002年8月1日，周轶君的母亲送周轶君到机场，那时她还不知道女儿的目的地。当周轶君母亲被告知目的地是耶路撒冷时，汽车收音机不合时宜播出一条消息：“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校园昨晚发生爆炸，已造成7人死亡，85人受伤......”
母亲的眼睛瞬间红了，周轶君却只盼着快快到达机场、快快办理登机牌，这样送行的人就无法入内，也无法改变她的决定了。
实际上，她真正的目的地也并非是耶路撒冷，而是距离耶路撒冷80多公里、更危险的加沙地区。
战乱频发的加沙地区工业发展停滞，天空湛蓝、空气清新，但是却与“清洁”无缘。街道上遍布垃圾、房屋分布杂乱，有的房屋外墙上密布枪眼，有的在轰炸中倒作一团，的钢筋直指天空。
街上的每一堵墙都画满了涂鸦，写着五颜六色的阿拉伯语：“自杀爆炸好”、“圣战到底”、“血债血还”，甚至还画了一辆爆炸的公交车。
加沙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——某些地方平均一平方米住六个人，男性长者与女性普遍穿长袍，年轻男子则多穿T恤和牛仔裤。下午四时，学校放学，穿着墨绿色校服男女学生涌向街头，为加沙凭空添了几份生机。
人群里也混杂着“危险人物”，倒提步枪、穿各色军装的巴勒斯坦人在人群中走过，有的会用黑布罩头，有的后腰别着手雷。
到达加沙，周轶君发现当地情况比自己想象中更复杂、混乱，而两年的战地记者生活，足以让她适应和了解这块土地，与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。
到达加沙后周轶君需要习惯的第一件事是，每天来自头顶的轰鸣和玻璃窗的微微颤动。
以色列“阿帕奇”武装直升机、F-16战斗机或无人驾驶侦察机几乎每天在加沙上空盘旋，伺机打击地面目标。
如果直升机“哒哒”的螺旋桨声突然变得清晰、电视屏幕突然变成马赛克、手机没有电话打入却响个不停，就表明，空袭即将来临。
初来加沙时，任何爆炸声都会让周轶君误以为空袭来临，她被吓得在黑夜中一动不动地静默着。
2002年8月5日，周轶君在加沙上任战地记者的第三天，遭遇了人生第一场空袭。4枚导弹在夜晚炸毁了加沙两座小型工厂。前任战地记者王昊还没有离职，摸黑赶往现场，周轶君遵照命令关掉所有照明灯，在黑暗中等待消息。
王昊在现场不断拨来电话，电话那头是人群的口号声、工厂主人的哭泣声、现场救护车的啸叫声，电话这头是难得安静的夜晚，周轶君在黑暗中保持沉默，只有呼吸声。
某次爆炸，加沙雇员阿马德给她打电话说：“知道炸哪儿吗？走路两分钟就到我家！死定了！你要记得我！”
阿马德却是担心家中的女儿，她们一个7岁，一个3岁。周轶君和阿马德3岁的小女儿通话，小女孩在电话另一头说“害怕”。
因为轰炸随时可来，加沙居民竟然学会了在大乱中寻找到自己的日常生活。某次周轶君想要出门吃当地特色菜，在出门前收听到电视台消息：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座购物中心遭到巴勒斯坦袭击。
然而周轶君到达特色小吃店门口，十几人仍不顾轰鸣声，气定神闲地排着队，队伍中有人说：“轰炸？有什么好怕，天天都可能有啊，决定一切。”
话音刚落，轰鸣声更加清晰，并且伴随着持续、高频的“吱吱”声。大家闻声仰头观望，有一个红点在夜空中闪烁，一闪一闪的。
周轶君买完小吃赶紧回家，邻居却在屋外闲庭信步，他解释道：“你知道等着另一只鞋子从楼上扔下来的故事吗？我们就是天天这么等着。”
最近短视频平台流传了一段，前线采访巴勒斯坦儿童的视频。记者举着话筒问一名全身止不住战栗的巴勒斯坦小男孩，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。
这名小男孩对着镜头瞪着大大的、空洞的眼睛，回答道：“这里的小孩长不大。”
在周轶君驻扎加沙地区时，巴勒斯坦政府公布数据，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，有一半巴勒斯坦人在18岁以下，150万巴勒斯坦人小于15岁。
法利斯躺在冰柜里，他的身体太小，显得冰柜尤其大。细细的黄头发耷拉在法利斯脑袋上，他的眼睛还未完全合上。
医生们用巴勒斯坦国旗将法利斯小小的身体裹住，放在担架上。一辆卡车在队伍最前面为抬着法利斯尸体的担架开路，几千名罕尤尼斯居民驻足观看，或者一路跟着前行。
绿的、黄的、黑的旗帜被人们举着四处飘扬，卡车上的大喇叭始终播放着：“血债血还！”、“最伟大！”居民们跟随着大喇叭齐声呐喊着，震耳欲聋。
2003年9月24日深夜，加沙地带中部百里基难民营发生恶战。以色列特种兵进来抓人，遭到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袭击。巴勒斯坦人死了两位，以色列一死两伤。
周轶君被一位年轻人领着去现场，他们走上一个水泥楼梯，楼梯上都是风干的血迹。年轻人抓起地上的一只枕头，上面的血块尚未凝结，看起来殷红柔软。
在战争中无辜逝去的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未来，而在战乱中仍然存活的人们，需要为生存而拼尽全力。
巴士拉的爸爸原先在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做清洁工，2000年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地带，只能失业。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，可是家里除了巴士拉还有四个兄弟、一个两岁的妹妹，和患糖尿病的妈妈。
他们兄弟四个遍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卖口香糖。巴士拉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12点，大概能挣15个谢克尔（约30块钱）。
巴勒斯坦教育免费，但是由于不能负担书本费和生活费，巴士拉和兄弟们始终没上学。
几个月后的某一天，周轶君开着车在红灯前停住，一个卖口香糖的小孩开心得飞奔过来猛拍车窗：“你要找巴士拉吗？他上学去了！”
周轶君听到这一条消息，在车里高兴得差点哭出来。被战争笼罩的地区，受教育实属艰难，巴士拉终于能继续读书、改变命运了。
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陷入僵局，巴勒斯坦为了夺回领土选择自杀式的，以色列报复巴勒斯坦选择轰炸，战乱没完没了、无法解决。
周轶君在路上遇到过一群举着旗子玩耍的小孩，他们见周轶君拿着相机，非常兴奋地冲了过来，大声喊道：“给我照相！明天我要当烈士啦！”
说话的小孩告诉周轶君，明天自己要绑上炸药去犹太人定居点。炸药是别人给的，也不需要训练。周轶君随意拍了几张照，小男孩似乎不太满意，挺起胸脯让周轶君重新拍：“再给我照一张，明天要登报纸的！”
不知道这位小男孩最后有没有背起炸药，但是少年背起炸药，成为的惨剧确有发生。
2003年11月2日，一位刚刚过完16周岁生日的巴勒斯坦少年萨西卜，经过两天的跋涉，就没有进食，终于抵达距离以色列不到一公里的地方。
他被侦察的士兵发现，面临着前面是重兵、头顶上是直升机的艰难境遇，靠着最后的力气向装甲车奔去，引爆了腰间的炸弹。
2003年10月4日，一位实习女律师哈娜迪在以色列某城市一家餐厅引爆身上的炸弹，造成19人死亡，50多人受伤，死者中包括数名婴儿。
哈娜迪28岁，受过高等教育、喜欢时尚和艺术，她在一个本子画画和写诗，一幅画临摹了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《自由女神引导人民》，还在本子上写下“我的国籍是所有人的心，为何我们还需护照——无名国家。”
本子上有一整页写着一个硕大的“萨拉”，字母空隙间画了张尖叫的脸。“萨拉”是被以军打死的一个巴勒斯坦儿童。
自从哈娜迪的弟弟和未婚夫被以军打死，哈娜迪常常念叨着要替弟弟负责，并每天把斋、念经。爆炸当天，哈娜迪告诉父母自己要去难民营处理工作事务，午饭时间也没有回家。
家里没有一点人知道哈娜迪要去“执行任务”，直到听说梅法发生爆炸，打开电视后看到了哈娜迪的名字，才知道哈娜迪做了“人弹”。
哈娜迪的父母和妹妹先被“惊呆了”，然后母亲和父亲都开心地感谢让哈娜迪成功，哈娜迪的父亲解释道：“执行爆炸是一回事，成功是另一回事。”
哈娜迪原先的房子在执行任务成功后的半夜被以色列方摧毁，他们现在搬去了新的房子。
去她家前需要穿过十几米长的两排店铺，墙上满是烈士像，哈娜迪家的房门上也贴满了烈士像。
周轶君问哈迪娜的父母：“根据教教义，女子是不是不应该去执行自杀爆炸？”
母亲说：“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以色列人有飞机、坦克，我们只有自己的身体......我女儿若不是亲眼看到弟弟和未婚夫被杀，生活失去希望，怎会是走上这条路？”
在加沙的那几年，周轶君不仅见证了战争下平民的悲惨生活，也曾得到机会，采访战争中的高层。
亚辛家位于城南贫穷的居民区，通往他家的路大部分是土路，开车过去一路颠簸。他居住的房子只是几间普通的平房，外墙上写着“武装斗争”和一些赞美哈马斯的标语。这和普通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情况没有区别。
在哈马斯集会上，亚辛总是最后一个出场，他被保镖、追随者、记者们簇拥着，身体被人群和话筒挡住，永远露出一张心满意足的笑脸。或者在队伍中，他坐在行进得极慢的专车里，接受记者们的采访。
以色列某任总理的高级助理都形容亚辛具有“教皇般的号召力”。曾有一名25岁的大学学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“亚辛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侵略的象征，我崇拜他，愿意为他献身。”
亚辛只念过高中，未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，却在难民营的穷人当中支持率颇高。哈马斯对外发动袭击，对内斥巨资兴建医院、学校，还不定期向穷人发放食品和救济金。
两只大手僵硬地垂下，白袍遮盖住他已经萎缩的脚跟，脚上穿着一双大的不成比例的黑鞋。
14岁那年他在海边摔断颈椎、四肢瘫痪，长期的牢狱生涯让亚辛声带、听力严重受损，他讲话的声音仿佛一把刀片在刮玻璃。
以色列宣布亚辛为重点打击对象，亚辛却仍然待在家里，并没有加强防范措施，似乎明白躲无可躲。
在亚辛的表述中，他并不担心死亡，“暗杀的威胁从来不能吓倒我们，我们乐意成为‘烈士’。对我们来说，牺牲像结婚一样是喜事。为正义献身的人只死一次，怯懦的敌人要死100次。”
加沙的自杀袭击引起以色列更猛烈的军事报复，引起更多无辜巴勒斯坦人死亡，亚辛表示：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F-16轰炸机，没有‘阿帕奇’武装直升机，只能用有限的、简单的手段自卫......”
无辜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在轰炸与自杀袭击中流血、离世，亚辛表示惋惜，却又毫无办法，因为自杀袭击在他心中是唯一能和世界对话，引起世界重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方式。
2004年3月22日的凌晨，亚辛遇刺。亚辛住处离周轶君家直线距离不过十公里，虽然路线曲折，但是记者们总是事先反复练习去亚辛家的路线，所以周轶君很快赶到。
一扇暗红色铁门上弹孔斑斑。一地鲜血、满墙弹孔。亚辛的轮椅碎了、袍子碎了、脑袋也碎了。
一些孩子在地上、墙缝里挑拣亚辛及另外8名死者的尸体碎片。根据教传统，死者下葬时要“全尸”。
送葬队伍里，不仅有男性，还有从不参与葬礼、蒙着黑色面纱的女性。当盛有亚辛尸体的棺材送到寺接受最后的祷告时，人群突然沸腾。
无数双手伸向棺材，人群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声和枪声，亚辛遇刺后的沉默与安静正式褪去，大家麻木几小时后，爆发出沉淀的愤怒。
哈马斯的人说：“杀死亚辛不但没有削弱哈马斯，反而令我们变得更强大、更团结。”
在巴以的斗争中，以色列向巴勒斯坦搞定点轰炸，而巴勒斯坦则选择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以色列的无辜百姓。
一名20岁的哈马斯成员伪装成正统犹太教徒，在耶路撒冷市中心市场登上14路公共汽车，在汽车经过一个广场后，朝车厢中间走了几步，随后引爆绑在腰间的重磅炸药。
50岁的巴勒斯坦人瓦迪经历路边的汽车爆炸事件后，没有死亡，但耳朵、胸、腿、脚多处受伤，失去了半个肝。
他浑身缠满纱布，出院后没有洗过澡，也没有钱拿药，躺在床上一动弹便牵扯所有伤口，他生来是哑巴，连喊痛也喊不出，只能无力地发出“啊啊”的叫声。
瓦迪一家15口人住在灰色的水泥房里，门和窗都只剩下框架。为了挡住冬天的雨水，窗框上用绳子吊了块缺角的石板。
家里没有钱支付账单，所以煤气和电都被停用了，只是从邻居家接了一根电线，方便上学的孩子就着一盏日光灯写作业。
爆炸那天，在以色列做建筑工人的他刚刚领到1000多谢克尔（相当于2000块钱）的工资。在经历爆炸、送往医院的路上，他的工资全部被人偷走。
瓦迪失去了赚钱能力，他有两位儿子，一位儿子也失业了——工厂被以色列导弹袭击，大批工人面临失业。现在全家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每两个月发一次的30公斤面粉、一瓶油和两公斤糖度日。
2004年3月6日，遭遇汽车连环爆炸袭击之后，地区流动之间的管控更加严格。周轶君作为记者原先可以走效率更加高的“贵宾通道”，现在大家统一走巴勒斯坦工人通道，需要至少等待两小时才能从通道进入检查大厅。
周轶君向以色列士兵抱怨，效率越来越低、等待时间慢慢的变长。士兵回复道：“现在形势变了，你不明白我们面对多少压力，每天我离开家时，妻子都对我说：‘希望晚上见到你回来’……”
以色列士兵指着“工人通道”告诉周轶君，上星期自己的一个朋友被巴勒斯坦人打死。他难以理解巴勒斯坦人对每一个以色列士兵“个体”的仇恨，因为他并不讨厌巴勒斯坦的每个人，只讨厌搞自杀袭击的。
周轶君想到自己常常听巴勒斯坦人说起一句话：“我们不是，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怒火。”
怒火烧成一团，引出更多的怒火，对立似乎永远都不可能结束。怒火背后，只有慢慢的变多的人受伤、死亡。
她来到耶路撒冷，这里是多个宗教的圣地，算得上是“离上帝最近的地方”，同样也是巴以问题最核心、最难解决的争端之一。
3000多年来，耶路撒冷遭遇37次被占领或遭战火蹂躏，18次被摧毁而后重建。以巴勒斯坦为首的阿拉伯人和重建国家的以色列犹太人，在20世纪中叶后爆发多次争夺耶路撒冷的中东战争。
耶路撒冷市中心乔治王大街上车水马龙、井然有序，是标准的现代化城市。然而，正因为这里人流量大，成为了自杀爆炸的重灾区。2002年仅一年时间，这里已发生六七起爆炸和枪击事件，最严重的一次造成16人死亡。
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里，有一张一名犹太女孩在地球仪前寻觅的照片，上面写着“哪里才是我的国家”。周轶君在加沙时，在巴勒斯坦电信局广告上看到极其类似的内容：一名巴勒斯坦女孩在地球仪前自问，“哪里才是我的国家”。
周轶君来到哭墙旁，一位犹太人妇女主动向她搭话，得知周轶君是中国的记者时，她说：“你一定要在中国的媒体上说，上帝创造犹太人，不是为了遭别人杀戮的。”
还有一位耶路撒冷情报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周轶君：“2000年爆发前，如果我们想派军队进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，很犹豫，因为那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，现在——只要有一次自杀爆炸，我们毫不犹豫冲过去。”
周轶君在加沙地区及附近待了两年，发现巴以两地的矛盾根深蒂固、难以改变，大家似乎难以脱离自己的立场，在捍卫自己的正义中，又拖下无数无辜的人们到水深火热的地狱。
周轶君和加沙雇员阿马德通话告别时，想到刚来加沙不久，窗外狂泻14枚导弹的夜里，阿马德3岁的女儿在电话那头用稚嫩的嗓音给周轶君说：“听——轰炸。”
周轶君在以色列曾遇到过一位老师，那位老师致力于在教育和活动中融入两个民族和谐共处的理念，向学生们宣扬和平。
某次活动后，周轶君问他：“活动成功吗？”这位老师回答道：“我很高兴，但我深知自己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。”
虽然是大海里的一滴水，可他和他的同事们仍然在自己的工作中矢志不渝地坚持促进和平，这让周轶君对他们深感敬意。
周轶君又想起她有一次在加沙买短袖，老板为她优惠了几十元。她开始不明所以，有天穿上短袖时，才发现，她选的这件短袖上，印花写着“和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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